长江经济带建设迎来新机遇。
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约6亿人口,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GDP占全国的45%。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并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正确把握五个关系。习近平此行考察,将为长江经济带下一步的绿色发展定调。
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思想指导下,应该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相互协作的高效经济体,各地发挥特色优势,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湖北受益面广
武汉、重庆的未来给人无限想象。
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格局,并将武汉、重庆定位为超大城市。其中,“一轴”将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以沿江主要城镇为节点,构建沿江绿色发展轴。
根据规划,将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造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
在长江沿线城市中,武汉经济总量和人口均位居前列。由于城市圈建设滞后,高端服务功能不足,辐射带动作用不够强,过去武汉难以发挥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支撑作用。
在规划出台后,作为九省通衢、位于中国心脏地带的武汉迎来了巨大发展机会,一个最直接的反映,是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纳入国家战略。为打破货物流通间隙和梗阻,湖北省还谋划以武汉为核心枢纽、整合湖北省的航运资源。
在资金层面,2015年12月,湖北省由省级财政出资400亿元发起设立长江产业基金,欲在400亿元财政资金的引导下,募集社会资金发起总规模为2000亿元的母基金群,再通过下设子基金或直接投资的方式放大到4000亿元规模,最终带动1万亿元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长江产业基金成立后,湖北引进了包括小米、京东方、威马汽车、联想集团、宁德时代等优质公司,新技术产业要素集聚。
1月,武汉市提出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提出“要挺起长江经济带脊梁、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要求”。
如果说武汉是最大受益城市的话,那么重庆同样受益明显。2016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重庆被定位为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载体,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航运中心。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上海是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龙头,而武汉和重庆则是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城市。
受益的城市也包括宜昌。作为湖北经济总量第二大城市,宜昌在湖北西部起着引领经济增长的作用。湖北省政府在近年来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推进三峡城市群建设,支持宜昌建设实力更强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三大国家级城市群外,目前长江沿线多个省份都在规划各自的城市群发展,包括已批复的安徽皖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此外,江苏省在2017年提出要打造扬子江城市群,江西提出构建环鄱阳湖城市群,湖北还有三峡城市群战略。
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绿色产业的发展,需要有世界影响力的绿色产业集群来支撑。”李佐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就具体产业而言,按照工信部的有关规划,长江经济带正在重点打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大世界级制造业集群,进而承建覆盖长江经济带全域的产业链。
培育上述产业集群将主要依托于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核心城市。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目前工信部在上海、江苏、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安排了52个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作为这一产业集聚的主要载体。
其中,合肥、重庆重点发展新型平板显示,提高高世代掩膜板等关键产品的供应水平;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四川、贵州重点发展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培育壮大大数据服务业态。
高端装备是第二大产业集聚,其分布最为广泛,根据工信部的部署,遍布于长江上中下游的多达82个开发区与产业园区都是培育这一产业的承载地。
在家电产业方面,将以江苏、安徽为重点,做强家电生产基地,完善产业链,加快智能、变频、节能环保技术及新材料与新能源的应用,推动家电产品从国内知名品牌向全球品牌转变。
纺织服装集群涉及35个园区,并以长三角地区为重点,推动形成纺织服装设计、研发和贸易中心,在湖南、湖北等地建设现代纺织生产基地。
除上述五大产业集群外,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一大方向是快速的交通通道,备受关注的沪蓉沿江高铁将是一大重点。根据铁路部门消息,该高铁计划2018年开工建设,预计2023年通车使用,沿途经过重庆、宜昌、武汉、合肥、南京等城市。
对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沪蓉沿江高铁将串联起东中西三大板块,促进各生产要素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的梯度合理分配和布局。
防止各省同质化竞争
长江经济带尚存巨大的整合空间。
2017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显示,长江经济带上的110座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整体偏低。
长江上游的云贵川渝属西部,在全国布局中产业层次较低,对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承接能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容易对相似的区域发展资源进行争夺。
中游的鄂湘皖赣均属典型的内陆型经济,发展水平相似,若干城市群中的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容易出现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的问题。而在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下,难以完全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
如汽车产业,长江下游的上海、中游的武汉、上游的重庆等均作为重点发展产业。而同在长三角的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就有11个。
此前长江流域跨省级协调管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政府职能部门,仅有1988年成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与2002年成立的长江航务管理局。前者是水利部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后者为交通部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长江流域航运管理,行政级别分别为副部级和厅局级,两者都设立于武汉市。
吴传清认为,长江经济带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了众多的标准、程序、专项规划和治理政策相互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上中下游地区难以就生态补偿的形式与标准达成一致意见,造成诸如项目审批效率低下、地区间行政壁垒巨大等难题,加剧了绿色发展困境”。
2014年,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成立,主要协调管理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临时突发问题,长江沿线省份开始成立本地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其组长多由省级常委担任,有的则由省长挂帅,如四川省省长尹力就兼任本省领导小组组长。
在4月26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了长江生态保护,并明确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5个关系,其中包括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长江经济带的各个地区、每个城市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时代周报)